摘 要：消费主义意识形态，首先出现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很快，消费主义也随之抬头。消费主义深刻地影响着大众的文化态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它不断地向大众展示出消费带来的快乐，鼓吹大众不要满足于现实需求，而要追求更高的消费，在消费中“忘我”。中国的现代广告渗透着浓重的消费主义的内容，其在驾乘消费主义“东风”的同时，也加速了消费主义在社会中更深更广范围的传播。在消费主义和现代广告扭结一团的情形下，中国的广告受众承受着如何的沉痛？笔者在基于前面分析的基础上，做出了自己的理解，把广告受众之痛归纳为：一、恋物情结泛滥；二、对公共事务的冷漠；三、个性的集体迷失；四、

关键词：消费主义；广告；需求；物质产品

一、消费主义与中国社会

1、消费社会的出现

所谓消费主义，主要是指以美国为代表，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在一些不发达国家也已不同程度显现的一种文化态度、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消费主义是来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的教义，即认为人的自我满足和快乐的首要要求是占有和消费物质产品。20世纪50～60年代，随着美国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迅速扩张，以及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的实行，及时行乐的思想开始在美国社会出现并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当品牌成为家庭词汇的时候，当过多包装、加工的食品广泛出现的时候，当汽车占据了美国文化的中心位置的时候，典型的消费主义就在20世纪的美国出现了”[1] 。

消费主义不仅对西方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迅速地扩散到了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消费主义自80年代开始，逐步在我国蔓延开来，正在中国产生相当的影响。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经济迅速增长、社会结构急速转型的同时开始快速迈入大规模消费时代。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消费需求对于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增加，使得刺激人们消费欲望、创造稳定增长消费欲求成为我国政府推动经济改革时政治日程的重要特征。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持续调整，使国家和经济日益混合在一起，因而这种国家有对社会进行全面管理的职能。这种管理并非一种单纯的维持，而是一种主动的有明确意图的塑造。而正是在此背景下，一种鼓励、煽动和诱使消费者扩大消费的社会情境应然而生。

2、消费主义的特征

在消费主义的情境下，消费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使人们永无止境地追求高消费。美国销售分析家维克特·勒博曾宣称：我们庞大而多产的经济……要求使消费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求我们把购买和使用货物变成宗教仪式，要求我们从中寻找我们的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可见，消费主义要求人们不只是把消费看作日常生活的一个必要环节，而是要将其当作人生的根本意义之所在。消费主义试图为现代社会的大众生活提供终极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消费主义是一种价值观或价值哲学，是一种渗透在当代社会制度、政策和生活时尚之中的价值哲学。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与支配下，现代人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自然生理需要”，而是为了表现自我价值的需要，从而使得不同人的自我价值实现程度可以通过所消费商品的档次和品牌加以标示。

丹尼尔·贝尔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它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因而它是无限的要求” [2]。人们为了消费而消费，消费成了存在的理由。这种消费不同于以往之处在于，它不是受生物因素驱动的，也不纯然由经济决定的，而是更带有社会、象征和心理的意味，并且自身成为一种地位和身份的建构手段。消费主义具有典型的符号化特征。就现代消费的特点来看，消费社会中人们所消费的商品不但具有使用价值而且还具有符号象征意义。它使现代消费由过去对商品的崇拜转向了对商品形象和意义的崇拜，使人们愈来愈注重商品的精神价值和情感意义，并将其看作是自我表达和社会认同的主要形式。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的消费主义日益获得其正当性和合法性，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统治方式。消费主义往往不直接表现为对现存经济、政治合理性的辩护，而是以一种隐蔽的、非政治化的方式，以普遍的伦理、风尚或习俗的形式将个人发展、即时满足、追逐变化、喜好创新等特定的价值观念合理化为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自由选择。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的渗透具有隐秘性和“非暴力”性。

3、广告的消费宣言

广告是当代社会信息传播的急先锋，广告在当今社会越来越显示其话语权。它的功利性是与生俱来的，广告作为企业推销产品的手段，首先考察的就是如何把握消费者的需求来赚取利润。正如广告大师大卫·奥格威所言：在现代商业社会里，除非你能把所创作的东西卖出去，否则，创意、独具匠心都是毫无价值的。

在当代社会，广告具有的功利性与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可谓“一拍即合”，广告不只是希望展示消费的益处来赢取利润，更希望这种利润的获得具有长期有效性，那么，透过广告，我们看到的是一袭隐隐的消费主义的背影。一方面，广告通过鼓吹消费主义来达到自己销售商品的目的。广告信息地毯式轰炸，不断地向人们灌输：消费是平等的，消费能带给我们幸福。消费能让我们忘记现实的不平，解决生活中的物质匮乏。俨然人们就应该为消费而生。现代广告在不遗余力地为消费主义“摇旗呐喊”、“奔走相告”。另一方面，消费主义成为了广告行为的意识形态工具，现代广告隐藏着的是消费主义的背后“黑手”。它通过图像和文字语言来构筑商品逻辑。利用消费者对于某种品质想象性的认识，将消费以理想化形式呈现，在“当代消费者的世界”的创造中扮演了一个基本的角色。在现代消费社会里，广告所告知的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商品信息，而是力图在意识形态上使消费者成为“沉默的羔羊”，与其说广告直接刺激了产品的销售，毋宁说广告建构了一种有利于消费主义，并刺激阶级流动的社会氛围。

二、消费文化背景下的广告言说

1、广告宣扬的物质狂欢

种种迹象表明，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人类的生活形态即将发生诸多变化，快乐无疑会成为人类的第一需要，成为继和平、发展之后的第三大主题。曾经有人将纪元以来的第一千年称为人类认识自我的千年，迄今为止人类最有价值的思想在这个千年中已经成型并得到完善;随后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耗去了人类的第二个千年，人类辛苦忙碌的结果，使得即将到来的新千年获得了快乐至上的可能性。 当那个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时代终于成为历史的时候，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也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但当我们正要为人们的生活改变暗自庆幸的时候，伴随而来的却是现实生活种种艰辛、怨恨、不平、烦躁。

鲍德里亚在分析当今世界的典型事例中，指出了一系列消费体验中理想照此实现的通路，诸如当代人容易将虚拟的事物看成现实实在，将心造的幻想当成现实，将超验之思想看成必然的境况，将表面现象当成事情本身。尤其在其《完美的罪行》中通过对后现代社会中的诸多问题的分析，指明将罪行完美地遮掩使之具有合法性，从而达到消除对世界的激进幻想：“在我们不断积累、增加、竞相许愿的现代性中，我们已忘掉的是：逃避给人以力量，能力产生于不在场。虽然我们不能再对抗不在场的象征性控制，我们今天还是陷入了相反的幻觉之中，屏幕与影像激增的、幻想破灭的幻觉之中。”[3]

在这个虚拟的消费剧场里，广告扮演着能指的角色，成为了虚拟的实现形式。广告不断向人展示现实生活的物质匮乏和尴尬，在没有充分的物质条件下人们的生活是多么窘迫和无奈。通过一场场描述优雅生活的镜头，一个个化解难堪的情节，一幕幕皆大欢喜的创意，广告传达给受众的是实现“梦境”的途径。原来生活可以更美的，一个个广告就是快乐生活的小单元，商品是通向该单元的钥匙。快乐生活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遥不可及，问题的症结是你没有放下高贵的尊严。消费不是无耻，节俭不是美德。广告让人看到的是美好的生活前景，“跟我走吧，明天就出发，有一个地方就是快乐老家”。至于物品如何从理性上将美丽实现，这就不是广告诉求的重点。广告的重点在于做出一种预言，让人们产生一种美丽的憧憬。

2、商品的符号意义表征

传统社会的生产只是旨在满足人们生存的必需，而消费社会是把生活和生产都定位在超出生存必需的范围。消费已经僭越了其作为人类生存手段的功能进而成为生存的目的并扮演了衡量人的价值、设计人生目标的尺度这样一个角色。鲍德里亚说：“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身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在以往所有的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和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 [4]

广告在消费社会里的一大“贡献”就是对商品符号价值的极度张扬。广告在表现形式上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一个品牌或一种产品与一个名人或一种浪漫化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暗示使用该新产品就可以使消费者变成一个更美丽、更讨人喜欢、更精力充沛的人 。当我们的日常消费品和华贵、奇异、美丽、浪漫等文化特性联系在一起时，广告带来的美好联想四处弥漫，人们的理智之门似乎关闭了，这时候商品原有的使用功能变得不再重要。在各种媒体尤其是电视里，广告制作者不只是说明产品的实用价值，而且还通过各种符号和图形来包装产品。电视广告就是靠这些符号和图形把产品和观众或消费者脑海里的欲望联结起来。现在的各种广告都在暗示消费者得到该产品你就能得到一张显示你“与众不同”、“成功”、“得到异性的青睐”等标签。诸如此类的广告语言实际上是在制造一种“虚假需要”，这种需要实际上远离了人们的本真需要。

3、广告表述的“合法化”

广告的目的是销售产品，这是其得于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广告的目的性如此，以致广告的表现形式就成为了一种“工具性存在”，唯产品销售马首是瞻。通过形象的表演和展示或者文字的煽情和诉求，广告不仅实践着自己的商业使命，而且表达着自己的文化言说，编织起密密的话语之网。

广告的文化偷渡。广告是连接产品与消费者的桥梁和纽带，广告的方式也就决定了如何将产品传递给消费者。现代广告的表现方式更多的倾向于将产品的性质或功能进行文化包装，或采用文学艺术的形式，或假借传统的礼仪风俗，或利用人的道德情感，或阐述自己的独特理念。现代广告不再硬生生地将产品塞给消费者了，而是将广告促销的功利性尽量弱化，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目的。消费社会中，人们的消费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消费本身，被视为一种主义，强调的是有态度的消费生活，以区别与传统的消费习惯。对于消费商品，传统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在他们心目中已不再占据重要地位，他们更看重商品的精神属性，商品的使用价值还在其次，重视赋予商品的人文内涵和精神追求；重视商品的品牌和商品的档次品位；重视商品的个性化追求和社会性内涵。现代广告发展的历史轨迹正是适应着这种消费价值倾向向前推进的。

文化偷渡的路径。为了满足在消费主义背景下人们的价值追求，现代广告总是力求为自己穿上文化的“金镂玉衣”。一方面从形式上看，广告主动地利用文化资源，从而构成直接的文化言说。在商业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资源”，“文化”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关注”。文化之于广告，本是独立一极，能为经济建设“添砖加瓦”，本亦无可厚非。但在广告的形象游戏中，文化却被掏空了灵魂，成为异己的存在。诉诸文化品位和文化风情的广告，或优雅，或青春，或古典，或现代，但无论怎样，文化/诗意只是商品促销的背景。更有甚者，广告视文化为奴婢，不择手段，肆意驱使。披着文化外衣的广告，却是以文化的名义，行商品销售之实。中国许多的传统艺术，像剪纸、刺绣、染艺等都成了广告的“唐装”。

广告“无意”地展示文化趣味，从而构成无形的文化导向。广告并非总是直接利用现有文化资源，相反，在更深的层次上，它有意无意地“创造”文化。广告在传递特定商品信息的同时，也通过其特有符号体系，表达文化趣味，建构社会意义。而其成功的法宝依然是形象，广告正是把那些最深层的欲望通过形象引入到消费中去。形象编码的基本扭结始终是物质、消费、享乐、欲望，而在广告形象中，消费——审美、商品——文化、物质欲望——精神享受实现了隐秘的置换，受众不知不觉地成为消费意识形态的俘虏，广告不知不觉地成功实现了没有硝烟的“文化偷渡”。

三、广告受众在消费主义文化下的承受之重

1、恋物情结的泛滥

广告的最终目的是商品促销。因此，物质至上是广告话语的核心，也是它竭力维护和倡导的价值所在。为了抬高商品的价值、鼓动消费的欲望，广告千方百计将意义物化，赋予物质、消费、享乐以诱人的精神意义和文化内涵，使“物”散发出一种“迷人的”和“人性的”光辉。诚如阿·赫胥黎所言：“广告的花样尽有不同，目的则并无二致，就是把足以代表出卖的货物的意念和公众早已公认为有趣的事物的其他意念，例如两性之爱、色相之美、燕居之侈、势位之高等等联系起来……经由感情之路，打开物欲之门”[5] 。欲望合法，享乐有理，消费有功，是一切广告的潜台词。

鲍德里亚如是说：“这个世界的气氛不再是神圣的。这不再是表象神圣的领域，而是绝对商品的领域，其实只是广告性的。在我们符号世界的中心，有一个广告恶神，一个恶作剧精灵。它合并了商品及其被摄制时候的滑稽动作”[6] 。消费社会运作结构善于将人们的欲望指涉到具体产品消费上去，使社会身份同消费品结合起来，消费构成一个欲望满足的对象系统，成为获得身份的商品符码体系和符号信仰的过程。广告的轰炸诱导，当代人不断膨胀着自己的欲望，纷纷抛弃了独立思考的原则而加入到听从广告消费的物质饕餮大军之中，更多地占有更多地消费更多地享受成为消费社会中虚假的人生指南，甚至消费活动本身也成为人获得自由的精神假象。日常性提供了这样一种奇怪的混合情形：由舒适和被动性所证明出来的快慰，与有可能成为命运牺牲品的“犹豫的快乐”搅到了一起。

广告不是来为人解决困惑提供经验的，而是让人去希望，它是一种预言性话语。它所说的并不代表先天的真相（物品使用价值的真相），由它表明的预言性符号所代表的现实推动人们在日后加以证实。这才是其效率模式。它使物品成为一种伪事件，后者将通过消费者对其话语的认同而变成日常生活的真实事件。社会真实平等如能力、责任、社会机遇、幸福的平等，转变成了在物以及社会成就和幸福的其他明显标志面前的平等，转变为地位、电视、汽车和音响的消费形式上的民主。

2、对公共事务的冷漠

意识形态作为权力关系在文化教育逻辑中的折射，外在地表现为我们的生活态度和主张，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意识形态的腐蚀和限制。广告传播，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影响目标消费者的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必然需要影响消费者的意识形态，如果品牌所体现出的生活态度与价值取向与目标消费者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默契，品牌所涵盖的商品必然更乐于被目标消费者使用，这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后工业社会众声喧哗的媒介环境下，以及消费者普遍对有如汪洋大海般泛滥的硬性销售广告和极尽诱惑之能事的品牌广告抵制的情况下尤为重要和有效。

消费主义时刻煽动人们的匮乏感和不安全感，同时由广告渠道来提供“阴谋”的建议，并暗示和许诺人们物质才是幸福和快乐的保障。它使消费成为一个合法的、崇高的和具有美感的情感宣泄和满足的领域和渠道。消费主义助长了消费者个人主义。消费者个人主义主张以个人为本体和基础的消费体制，反对以社会和国家作为消费的基本体制，主张大力削减社会公共消费。尽管消费者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私”，但它至少助长了自私，削弱了对社会公共事务和对他人的关心。因此，在消费者个人主义与公共领域或社会整合之间产生了一个深刻的矛盾。也就是说，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个人主义产生，使消费者越来越来关心自己的消费和私人利益，而不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另一方面，公共领域的维持又要求利他主义并压抑消费者个人主义。利他主义于是成为消费者个人主义之外的一种补充性的价值形态。消费者个人主义导致了冷漠主义，削弱了社会同情和关心。由于消费资源的不平等配置，消费者个人主义在关心一部分个人的消费利益和享乐的同时，牺牲了许多其他人的消费公民权。因此，消费者个人主义在鼓励个人的消费享乐的同时，引发了中、上层消费者阶层的妒忌和相互攀比和下层消费阶层的怨恨和不满。可以说，消费者个人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整合危机。

消费者个人主义使消费者的情感宣泄和满足越来越从人际关系转向人与物的关系。消费者个人主义与现代性中人际关系的弱化和人际情感的淡化呈现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人际关系的弱化和人际情感的淡化，促使人们的情感投向物和消费品。就像现实社会中，许多人特别喜欢养宠物，其实很多时候宠物充当的是真心朋友和伙伴的替代，体现的是人们对友情的缺乏和渴望。现代社会的功利性和人际沟通渠道的减少，迫使人们转向与物发生情感关系。另一方面对消费品的热情反过来又进一步激发了社会的功利性和削弱了人际情感。购物的激情取代了交往的激情，消费的技能取代了沟通的技能。现代人对消费的热情恰恰是对现实社会中个人的孤独感和空虚感所引起的人际情感需求的市场反应，是人际关系和情感的冷漠主义的某种体现。

3、个性的集体迷失

从观念层面上来看：消费主义对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作用，是西方大众文化即消费主义文化在我国的传播、兴起与泛滥。英国学者汤林森认为：资本主义文化的扩散，实质就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张扬，而这样一种文化，会使所有文化体验都卷入到商品化的旋涡之中。所以大众文化在本质上是和消费社会统一的，它的整个运作过程是彻底商品化的。大众文化通过发达的传播媒介和快速的信息传递手段，使其影响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追求共同趣味是大众文化的目标之一，在不断的重复之下，具有流行色调的趣味标准便逐渐为社会大众所接受，个体独立的判断能力则趋于衰退。

现代广告则以其超凡的威力迫使人类进入形象生存状态，从而疏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研究广告声名卓著的W·里斯早已指出：我们最基本的物理需要，经由广告传播，已经被交织在厚软而饱满形象意义的毯子中。事实也如此。广告以它放大“交换价值”的秉性带给人类一种“疑似环境”，人类不再直接认识自己所处的感性世界，却回头仰望着一个个的“副本”。就是这样，广告形象不断地制造着一种匮乏感，一种让人们因为视野扩大而痛感被排除在外并因此而产生的匮乏感，又不断推出消解匮乏的对象，使人们去按照广告形象的指示购物，以缓解匮乏的焦虑。

当广告如此围攻人类时，一种新的极权主义悄然形成，结果是神性被放逐，反思与体验被赶出了视线。卡通的、简化的、缩略的媒介时代从根本上占据要津，实现了它对人类的全面控制。M·霍克海姆典型地讥讽过这种现象，在《工具或理智的批判》中，他写道有一个男孩仰望星空并问道：爸爸，月亮现在为什么做广告啊。广告成了一种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制服”(uniform)。海德格尔提到，由于现实就在于可计划的计算的千篇一律状态中，所以，就连人也必须进人单调一式的状态之中，才能应付现实事物。在今天，一个没有制服的人已经给人一种不再归属于此世的不现实的印象 [7]。生命的诗意、世界的丰硕丰盈，都在统一之中消失蒸发。所剩只有平乏无味的均匀状态。人类被技术的精神和气质完全占领了！只要稍加思考广告借用重复、联想手法所引动的流行文化、时尚文化，便晓得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空间里，广告充满欲望的作为是多么地开放。广告侵犯神圣的灵智，它借着友好的名义在它温情的狂欢中，伸出贪婪的利爪，不但挖掘我们的口袋，更僵化我们的灵魂。广告是信使吗？不，是事件；是言说吗！不，是生活。它是阴柔的一种魔法！

人们在商品丰富，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产生了新的焦虑，即精神的空虚和痛苦：人们成了商品的俘虏，他们被动地接受传媒铺天盖地的广告，这些广告制造虚假的、强迫性的需求，人们的情趣在不知不觉中完全被现代广告调度和控制，缺乏理性地一味追求高档、名牌商品；在虚假的满足中，人丧失了自己的天性，甚至丧失了痛苦的感觉，这并不是说明痛苦不存在，而是说明被平均化、整体化，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创造性被泯灭，“被异化了”成为人们的共同感觉。

4、被剥夺了享受真实的权利

当下，以视觉为中心的视觉符号传播系统正向传统的语言符号传播系统提出挑战，并使之日益成为我们生存环境的更为重要的部分。现代文化正在脱离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在现代传播科技的作用下，日益转向以视觉为中心，特别是图形、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我们正面临着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文化符号趋于图像霸权已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形象的真实性直接影响人对实际的把握，视觉经验的真与伪也就直接决定了思维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在视觉文化大规模袭来的时代，有关视觉文化真实性的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为关注的焦点。伯格在其《看的方式》中写道：“在我们所生活的城市里，我们所有人会见到成百上千的日常生活的广告形象……在历史上任何其他形式的社会中，未曾有过如此集中的形象，如此密集的视觉信息” [8]。

美国学者詹明信在论述“后现代中形象的转变”时提出“拼贴”的概念。拼贴在视觉文化领域里随处可见，成像和剪辑技术使任何图像的拼贴轻而易举。人物与背景的搭配与窜改只需几秒钟的轻松操作便可完成。这样的形象与客观真实相分离，它完全是被“制造”出来的，它剥夺了人们享受真实的权力。在这一点上，我们显然要逊于原始人。原始人的视觉经验来源于切身的社会实践，因而他们对形象的理解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的。然而，在当下的视觉文化社会中，视觉形象不是来源于客观实际，而更多的是人为加工之后形成的。虽然这些形象的基本因素，如线条、色彩等都源于实际，但经过制作者千百次的加工，其对客观实际的反映能力已经微乎其微。形象制作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图像的拼贴场面的拼贴、情景的拼贴——整个视觉文化就是一幅拼贴的绘画，它无须考虑实际是怎样的，它追求的也不再是对现实的反映，图像不必为实际负责。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理解这种分离。首先，视觉文化呈现出形象与实际的分离。这种分离在视觉文化时代大受欢迎。形象与实际印分离大致呈现出三种状态：第一，对客观实际局部的特写和整体的忽略造成受众把局部当作整体来接收，而对实际存在的整体无从知晓、难以把握，受众受到误导。第二，形象的素材虽源自实际，但形象与实际游离，形象不表示实际的存在，虚构成为衔接现实与画面的惟一链条。第三，形象与实际没有关联，形象完全脱离实际，从素材到意义全部依赖想像。凭借想像的力量任意地塑造人物，编造情节。这样的形象不仅不因脱离实际而受到排斥，反而是越离谱越能勾起受众的好奇，越具有轰动效应，因而在视觉文化时代大受欢迎，大行其道。此外，形象本身呈现出能指与所指的分离。而在原始视觉时期，形象的能指和所指统一于实践，二者献相辅相成、表达意义，所以，即使年代久远，却依旧能传递丰富的信息。而在当代视觉文化中，形象的能指和所指出现了分离。

我们通过媒介所获得的视觉图像大多数已经不再是受众对生活的直接体验，而是一小部分图像制作者对客观存在的自然景象与社会景观进行主观加工、制作之后所得的成品。现代广告尤其如此，它们展示给受众的已经不是自然和社会的原生态，而形成了一种拟态环境。在广告等影视领衔的视觉文化中，听觉让位于视觉、语言让位于图像，人的思维活动是以一个又一个非连续或混乱的图像进行的，图像成为思维的最主要的工具。人类对于世界的理解就表现为对这些图像符号的接触和使用，而图像作为一种表面化的“无深度的文化”的存在形式，必将产生对多维的消解。

注释：

[1] 刘晓君：《全球化过程中的消费主义评说》，载《青年研究》1998年第6期。

[2]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68页。

[3] 〔法〕让·鲍德里亚：《完美的罪行》，王为民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8页。

[4]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5] 转引自孙卫卫：《正视广告的负面影响》，《当代传播》2004年第2期。

[6] 〔法〕让·鲍德里亚：《完美的罪行》，王为民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72页。

[7] 〔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8] 转引自徐长安等：《视觉文化时代的困境分析》，《学术论坛》，2004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罗钢、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3、肖建春等，《现代广告与传统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4、〔美〕E·弗洛姆，《健全的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5、王宁，《消费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6、郑也夫著，《走出囚徒的困境》，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

7、邓启耀，《视觉表达》，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8、〔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